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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凤金桥打造“教育特区” 农田边建起中国第一所国际商学院

2020/11/11 9:00:39 来源: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口述前记】

  翁史烈,1932年5月出生。1952年交通大学造船工程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62年获得前苏联列宁格勒造船学院科学技术副博士学位,回囯后继续在上海交通大学工作,先后任讲师、副教授、教授、系主任、博士生导师;1984—1997年任上海交通大学校长;1988—1992年任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第四届委员会主席;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1998—2003年任教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曾任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主题演绎总策划师;中国动力工程学会会长和名誉会长。翁史烈在出任上海交通大学校长期间,推动、见证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创建和发展,于1994—1999年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首任董事长,离任后被聘为名誉董事长。

  口述:翁史烈

  采访:年士萍、胡迎

  整理:胡迎

  时间:2019年11月22日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创立是浦东开发中一个重要的亮点,对于它在中国现代管理教育方面的影响要有足够的估计。中央支持中欧与上海交通大学联合办学的决策是很正确的。

  联合办学的全新探索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选择了上海交通大学联合办学并非偶然。当时,学校的条件都很困难,一个铜板要掰两半用。这种情况下,上海交大的方针对策,就是合作办学、联合办学。这个对策的本质,就是利用社会上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来帮助我们办学,来发展我们的教育事业,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实验。联合办学的力量是很大的,上海交大与中国科学院签订的联合办学协议,挽救了当年风雨飘摇中的上海交大生命科学系,成就了今天上海交大生命科学学院的辉煌。所以对于合作办学我们是非常能够接受的。

  管理是一门非常特殊的学科,它很重要,没有一流的管理,就没有一流的大学,也没有一流的国家。但是改革开放以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下面,管理学跟过去大不一样。当时我最担心的就是管理学这个学科,体系、内容、方法这些问题怎么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因此从联合办学这一思想出发,我们积极探索,采取了多种措施。比如,跟以管理学著称的美国宾州沃顿商学院合作,举行计算机和管理双学位的培养。再比如,我们跟德国的巴登—符腾堡州联合办学,培养中小企业的企业家。德方派教师过来教学,每年我们的优秀学员可以到巴符州的中小型高科技企业里面去实习,这是非常好的条件。学员不仅可以学到外国企业是怎么管理的,而且双方企业家还能建立起联结。这个项目完全由巴登—符腾堡州出资,办了16年,非常不容易。另外在国内,我们和锦江集团联合开设宾馆管理专业,锦江集团下面所有的宾馆,都是我们的实习宾馆,这样教学条件一下子就提升了。我们还请到香港中文大学的潘光迥教授来这里跟教师讲课,介绍香港中文大学的管理学科是如何建设的。

  意识到管理学科建设的重要性,又感觉到自己老的一套基本上是不能用,迫切需要改革,所以我们尽力了解管理科学最前沿的相关知识,不断积累、博采众长,希望最后能够打造一个适合我们国家实际情况的国际化的管理教育体系。为了实现这一设想,我们做了很多努力。一天晚上,上海交大管理学院的名誉院长、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家镐同志,和我们那时党办的张国华同志,还有欧共体派来的一位代表杨亨博士,三个人一起到我办公室里面谈,谈的内容就是欧共体与上海交大合作,筹建一所国际化的商学院。在当时的背景下,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不管学院将来是不是属于上海交大,这么一个国际化的学院搬到上海来,是把一个完整的体系带过来,让我们作为参考,我们可以吸收很多的经验,所以我答应下来。第二天我们向市教委、市政府汇报,这件事情后来在上海推进得还是比较顺利的。而且当时的一批上海市领导,对管理教育的改革创新都非常重视,他们也考虑到上海交大在合作办学方面所做的种种努力,因此市委、市府、市教委各方面对于上海交大与欧共体联合办学都给予了极大的支持。

  攻坚克难开启新篇

  总体来说,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筹建过程中,我们与欧方合作得很好,欧方曾表示这是一个最愉快的合作。我们双方没有大的分歧,当然,特别在初期,还是会有一些难处。大体上碰到过这五个难题。

  第一个问题最难,就是领导权,这个新的学院是谁领导?如果它是上海交大的一个两级学院,那就不能是独立法人。如果它是一个独立的学院,上海交大作为中方办学单位,管理上与学院是什么关系?这是非常复杂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解决方案是比较巧妙的。后来签订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财务协议》,指出学院“享有充分的法人资格,以使它能够执行所有财务、行政和契约活动”。这样一来,学院就能够承担起相应的所有责任。同时,学校在董事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上海交通大学的校长,一定是董事会的董事长,外方最高只能做到副董事长。欧方第一任副董事长——比利时的原副首相,满头银发的德克莱尔先生,年纪比我大很多,相当有政治家的风度,任期内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他一来就说,你放心,我们一起把学院搞好。领导权的问题就这样比较顺畅地解决了。

  第二个问题,外方后来想要扩大学院规模,到北京去办学,这个叫异地办学,教育部当时是不允许的。后来经过协调,化解的方案出来了。学院可以在北京办学,但不是独立办学,学员必须有一段时间到上海来完成一部分学习任务。异地的学员本身也有必要到本部进行了解,所以这个方案也很合理。这样教育部就通过了学院在北京办学,外方非常高兴。

  第三个问题,就是教师队伍的建设组成。当时学院在国内聘请的教师不多,大部分教师来自欧盟各国,好处是可以博采各家之长。从欧盟聘请的著名商学院教授,他们所带来的教学经验、教学内容等丰富了我们的课程体系,为我们积累了大量最新的教学材料,这是上海交大的管理学院无法做到的。但从长远看,这样一个师资队伍流动性很大,不够稳定,我们觉得要办好这个商学院,必须要逐步培养起自己的教师队伍,而且这支队伍必须是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力、高水平的教师队伍。

  第四个问题,是在课程设置、教学标准等教育理念方面。本来我以为双方在教育理念方面可能会有很大矛盾,但结果却出乎意料。学院的第一任执行院长 Frohn(冯勇明),他来自德国,非常务实,办学上兢兢业业。他把在教研上的一些安排和想法跟我谈了谈,结果我们两个人非常合拍。可能是因为不管国内还是国外,办学是有共性的,所以我们没有太大的冲突。如果预计开董事会时会产生什么矛盾,他也会悄悄地跟我说,使我有个准备。因为董事会就应该讨论怎么解决问题,如果争论不休,这不解决问题。学院外方的董事基本上来自企业界,就办学方面来说,中方的董事更有经验,所以总体上大家沟通起来还是比较容易,对于如何办学没有很大争议。

  最后一个难题就是办学的场所。1994年11月8日,上海交大和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签署了《办学合同》,同时正式宣告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在上海成立。但这时我们面临一系列难题,如教学大楼在哪里?学生和老师住什么地方?特别是外国来的教师怎么安排?如此等等。后来经过努力,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从连最基本的教室、宿舍也没有的情况,到运作起一个完整的办学实体,并在社会上打出了形象,这个效率是非常高的。我们第一个高层经理培训课程在学院宣布成立当年年底就开始了。1995年5月份,首届MBA和EMBA班开学。我们把上海交大闵行新校区由莫若愚先生捐资、江泽民总书记题名的学术活动中心拿出来作为办学和生活的用房。学术活动中心有报告厅、教室、餐厅;边上有标准房,可以作为宿舍;还有一个小花园,可以用来室外活动,配套全部解决。包玉刚图书馆,我也拨出一部分给学院。所有这些都是我们上海交大最好的建筑。这样就解决了办学场所的问题,大家都很满意。

图片说明:1994年,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在上海成立

  我担任董事长期间所经历的这些大大小小的事情,不仅见证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创建和发展,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一开始,外方认为自己都是来自世界著名的商学院,对我们并不十分信任。经历了中欧建院的过程,他们认识到我们办事有能力,工作效率高,遇到问题也容易沟通,就从不太信任到后来慢慢相互尊重,我觉得这还是比较愉快的一个合作。

  中国管理教育的特区

  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整个办学体系为我们国家的管理教育提供了一个可供参照、分析的样本。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要求中欧“办一所不出国也能留学的学校”。学院从成立之初就充分利用“教育特区”的政策支持,积极探索办学体制机制的创新。“教育特区”到底特别在什么地方呢?我的体会有三点。

  第一点,学校有充分的办学自主权。我在交大做校长,和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做董事长,感觉是不一样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有充分的办学自主权,在董事会领导下开展各种各样的教学实践、教学活动,这一点从全国范围来看都是独一无二的。

  第二点,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在极短的时间内,发展成为一个崭新的教育基地。所谓崭新,就是教育内容崭新、教育模式崭新。当时国内还只有MBA,没有EMBA。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EMBA是中国第一家,很受企业家、企业界的欢迎。已经有工作经验的企业家在这里进修EMBA是最合适的,所以尽管当时费用很高,EMBA仍旧非常热门。教学上我们进行案例教育,使用大量国际上有名的案例,这种教育模式也是崭新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为我们国家管理教育革新所提供的参照,是系统的、完整的、有价值的。并且,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带来的国际化的办学理念与方法对我们国家培养自己的人才起到了卓有成效的作用。这一点我们必须头脑清晰,不是为外国培养人,是为中国培养人。尽管有充分的办学自主权,但我们董事会,特别是中方的董事们,始终紧盯为中国培养管理人才这一目标,没有迷失方向。

  第三点,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国际化发展得非常快,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与国际上十几家著名的商学院建立了合作关系,开展了学生交流项目。像英国伦敦商学院、西班牙IESE商学院、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美国沃顿商学院等,都是世界一流的。这一点跟我们的合作办学形式有关系,跟我们的教师来自四面八方有关系,所以学院国际化程度提升迅速。

  大力争取引凤金桥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初期在闵行交大办学,中外双方对教学条件都很满意。但我们与欧方那时已经开始研究新的校区到底放在哪里以及新校区选址确定以后怎么建设的问题。当时徐匡迪同志向我建议,新校区选址最好要考虑学院的相对独立性,以利于它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国际国内影响,我记忆犹新,我充分理解将学院从上海交大搬出去的意见。搬出去以后,学院的影响力一定会不一样。参照市里面的意见并经过讨论,我们做出了两个决定:第一,浦东新区金桥开发区是新校址的首选。第二,校园的建设委托贝聿铭设计。

  为什么首选是金桥呢?选择浦东新区可以理解,它是改革开放的新热土。为什么没有选浦东其他地方?这里有一小段故事。当时浦东一片农田中唯一的一栋高楼,叫由由宾馆,是农民办的。农民种田出头了,就是“由”,所以宾馆取名由由。我们跟外方开会一般都在那里。一次会上讨论学院的选址,金桥开发公司总经理朱晓明带着人“冲进”我们的会场。我说你要做什么?他就说我要介绍金桥的条件,很坚决,一定要把中欧拉到金桥,而且开出的条件都是比较优惠的。当时上海交大还在金桥办了一家公司,也是朱晓明同志提供的条件。那家公司专门请了清华和北大加入进来,一共是三所大学,所以公司名称取了“三大”的谐音“杉达”。有了这三所大学的进入,金桥开发区的地位就不一样了,如果再加上中欧,社会影响就更好了。朱晓明同志是上海交大的博士生,后来还成为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中方院长。我认为他很有眼光,当时外方也被他的闯劲打动了,最后将学院落户在金桥。

  为什么请贝聿铭设计呢?当时我还是有点意见的,我觉得请贝聿铭太贵了。但是,外方非常坚持要请贝聿铭。他们认为学校将来一定需要募款,如果校园是由贝聿铭设计的,募款就会容易,我也理解了,最终就确定由贝聿铭先生领衔创办的P.C.F建筑师事务所设计浦东校园。他们的设计确实出彩。我们开始的50亩土地经过布局,一点也不局促,反而让人感觉内容非常丰富。这块地当时是比较靠近农村的,记得第一次在浦东校园举行开学典礼,周边的环境可以说相当简陋。25年过去,现在那里是大不一样了。

  金桥开发区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条件,贝聿铭的设计展现了独特的风格,我觉得这两个重大的决策,还是对的。

图片说明: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全景

  25年再出发

  25年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在中国管理教育界屡创第一。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在2019年美国CEOWORLD杂志全球最佳商学院排名中位列23,并且是亚洲唯一一所MBA和EMBA同时进入英国《金融时报》全球排行榜5强的商学院。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所取得的成绩,是浦东开发开放的成果。进入新时代,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要凝心聚力,再创辉煌。

  第一,要建设一支相对稳定的教师队伍。这支教师队伍中可以有中国人可以有外国人,他们需要在学校长期任职。我们再聘请国外著名的学者,他们可以有一定的流动性。这样两者相结合的模式应该是我们师资设置的发展方向。师资队伍建设是百年大计。我们要大力提高学院自身教师队伍的水平、知名度、社会影响力等,师资建设不能全部依靠流动性的教师。

  第二,现在的教学内容,要大量收集中国发展的案例。国内过去没有案例教育,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使用的案例多数是从外国来的。中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有这么大的发展,管理方面一定有很多经验可以总结。如此丰富的中国案例,不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都可以成为科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我们应当下功夫把它们组织好、利用好。

  第三,学院要结合我们国家战略发展的需要,开展研究工作。中欧的研究工作要聚焦发展的重点热点问题,向国家献计献策,从而扩大学院的社会影响力,提高知名度。作为国际一流的商学院,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应该更多地参与到国内的各类咨询事务中去,发表自己的看法,为国家提出宝贵的意见。我希望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能够逐渐发展成为服务上海、长三角,乃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智库之一,为国家的科学决策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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