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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浦首创"三会"制度激发居民自治活力

2018/8/6 14:11:05 来源:东方网 选稿:赵耘宁

  社会治理中,社区是最基层的“细胞”,也是政府和居民之间的“纽带”。如何更有效地激发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工作活力,如何更有效地动员更广大的居民有序参与社区建设,常常成为“小巷总理”们工作中的重要课题。

  1990年代末期,黄浦区(原卢湾区)五里桥街道在全市率先探索和总结了具有操作性和可复制性的“三会”制度,即在基层党组织领导下,对居民们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由居委会主持召集听证会、协调会和评议会,进行协商、讨论和监督,有效提高了基层民主自治水平,更提升了居民们在社会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的参与度、满意度和获得感。

  社区工作有些“吃力不讨好”

  “上世纪90年代末,最早一批商品房小区开始出现,跟以前相比,老百姓想啥要啥盼啥,利益需求不一样,想法不一样,声音不一样,百姓就是百条心,众口难调。”原五里桥街道桑城居民区党总支书记魏桂花坦言,那时社区工作往往有些“吃力不讨好”,比如很多实事项目,政府干得辛辛苦苦,老百姓却不领情,原因在于这些项目不是老百姓所关心的,老百姓觉得跟自己没有太大关系。

  作为当时居委会的党支部书记,魏桂花和班子成员们商量着,与其这样吃力不讨好,还不如先听听老百姓的想法。就是如此简单的初衷,一步步酝酿形成了后来的“三会”制度——在基层党组织领导下,在街道、区有关职能部门支持下,由居委会主持召集听证会、协调会和评议会。

  当时的一件社区棘手事的解决,更快速激发了“三会”制度萌发的“火花”。桑城社区内有家幼儿园,每天早上用大喇叭播放音乐,让小朋友跟着音乐做早操。与幼儿园一墙之隔的是个公寓小区,一些小区居民很有意见,觉得幼儿园传来的音乐声音太大,影响他们休息。魏桂花找了一些有一定威信的居民参与商议,再把双方请到一起召开协调会,同时要求大家不能吵架,多听听各方意见,要换位思考,在说理的同时注重查找各自的问题所在,通过协商、讨论,拿出解决办法。后来,园方调整了喇叭的位置,尽量减少对居民的影响。传过来的声音变小了,一些居民也做出了让步。“放在以前看似很难解决的事情,现在迅速就解决了。”魏桂花说,“三会”制度让他们在解决社区事务中尝到了“甜头”。“‘老百姓的事情、让老百姓说了算’,‘居民的群众工作、居民自己做’,这正是‘三会’制度的核心。”

  “三会”制度为何得民心

  所谓的“三会”,包括听证会、协调会和评议会,即“事前听证、事中协调、事后评议”。听证会是指政府有关部门、居委会在社区实施的实事项目或涉及社区成员公共利益的重大事项,在作出决策之前,由居委会组织社区成员代表召开会议,广泛讨论,并提出具体意见的会议制度;协调会是对涉及社区成员间的公益性、社会性事务以及一般矛盾、利益冲突,进行协商解决的会议制度;评议会是由居委会或自治家园理事会组织社区成员代表对需评议的事项、机构和对象及其工作进行考核评议的会议制度。

  桑城小区西侧有一条百米弄堂,道路坑洼,污水横流,整天散发着恶臭。几家物业相互推诿,不肯管理。魏桂花在街道党工委的支持下,多次召开了居委、城建、物业等人员参加的协调会,同时发挥在职志愿者的作用,终于争取到一支义务工程队的支持,地面铺上了彩色地砖,透绿栅栏代替了原先的隔墙。魏桂花又设法在道边安装了灯箱,把为社区作出贡献的优秀党员事迹展示其上。社区居民们对此都很满意。

  这只是“三会”制度成效的一个小小缩影。近年来,五里桥街道党工委立足居民区的创新实践,在“三会”前置阶段,探索设立新“三会”,即议题征询会—听证会(配套公示制)、民主恳谈会—协调会(配套责任制)、监督合议会—评议会(配套承诺制),有效提升了自治参与的有效性、完善了自治程序的系统性、增强了自治领域的完整性。

  之后,五里桥街道还进一步创新细化完善,制订出《“三会”制度操作手册》,对每个会议制度的适用范围、参会人员、会议准备、会议程序等进行了明确规定,有力推动“三会”制度规范化、程序化、标准化发展。

  自己说了算。”——让老百姓当家做主的同时,也赢得了老百姓的肯定,社区民主自治的内涵也得到了进一步延伸。

  “三会”制度成为基层治理“法宝”

  随着“三会”制度在基层治理中成效不断显现,2006年市民政局发文《上海市居民区听证会、协调会、评议会制度试行办法》在全市推广“三会”制度;2017年“三会”制度被写入新修订的《上海市居民委员会工作条例》。在此基础上,“三会”制度也逐渐成为五里桥街道探索总结的城市基层党建“4+1”工作法(组团式服务、民主化管理、区域化支撑、群众性评议+工作保障机制)中民主化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区治理中焕发出勃勃生机。

  “三会”制度取得成功,最重要的原因是在党建引领下,有效构建了前置阶段有谋划、实施阶段有组织、后续阶段有保障的社区自治系统。同时,它有效提升了居民参与社区治理议题的积极性和实效性,拓宽了社区议题的来源,使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有机结合,从源头上盘活了社区资源。此外,它也为民主监督深入社区搭建起了平台,通过形成监督合议会—评议会(配套承诺制)的系统性监督评议方法,成立巡访小组、引进外部第三方监督,满意度测评和问题梳理,促进各职能部门和各方提升责任意识,确保各项公共议题掷地有声。居民群众的主动监督意识不断提升,使社区内部组织化监督形式逐步规范,民主监督制度进一步健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