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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徐汇法院“老中青”讲述光阴的故事

2019/10/17 14:25:24 来源:上海法治报 作者:季张颖 选稿:袁颖

  在徐汇区龙漕路与三江路交界口,耸立着一栋现代化的大楼,迎风招展的国旗、拾级而上的长坡式台阶和玻璃幕墙上高悬的国徽……无不昭示着它庄严、肃穆的身份。这里,便是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

  光阴流转,从上世纪50年代初建院,仅一张审判台、两张桌子、几把长椅的早期法庭,到如今科技赋能的“智慧法院”,一代代法院人在这幅近70载的司法长卷中执笔泼墨、定分止争。

  正值新中国成立70周年,记者走进这家与新中国共成长的法院,对话老中青几代法院人,解码那些尘封的时光故事……

  50后:30人队伍、一桩小楼和一辆吉普车

  “上海徐汇法院成立于1952年。1956年3月,因行政区划调整,常熟区与徐汇区合并,合并后的徐汇区人民法院迁入乌鲁木齐南路178号办公……”在位于龙漕路128号的上海徐汇法院新审判大楼六楼院史馆内,徐汇法院从建院伊始至今近70年的发展均在此可寻。而比起“大事记”更为生动的,则是老徐法人口中那些鲜活的记忆。

  原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宋晓新是在1976年初从部队退役后来到徐汇法院的,在他的记忆里,那个时候全院上下总共只有30多人。“一桩小楼、一辆吉普车,还有仅有的两个民事刑事审判业务庭。”宋晓新回忆,由于七八十年代的审判原则是“调解为主、调判结合”,所以民庭法官那时很少会坐在办公室里办案子,基本是拿到案子后就骑个自行车满街道、单位的跑,然后组织调解。

  这样的办案模式,对于同样做过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的唐国平也是再深刻不过了。“当时,我们徐汇法院在永嘉、斜土、龙华等街道对应有3个审判站,我就是在永嘉审判站工作的。”唐国平印象很深,那个时候,民事法官和街道居委会以及房管所的干部都非常熟悉,群众基础也很好,所以对于查清案件就比较方便。

  比较有时代特色的是,由于那个年代还没有执行庭,实行的是审执结合,即谁办结的案件由谁负责执行。“所以像离婚案件,承办法官在结掉一起案件时,还得帮助当事人分家产,大到分家电、小到分碗筷,事无巨细都能帮着来。”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工作生活,唐国平坦言,虽然辛苦,但大家都是白天办公室办公,晚上办公室当床,“同事们在一起讨论案件,一起写法律文书,十分开心。”

  60后:从“纠问式”到“控辩式”转变

  上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不断进步,徐汇法院的干警队伍也在逐渐壮大。民事审判庭审判长李敏就是在那个年代从企业招干进入徐汇法院的。

  “初到这里,我被分配在漕河泾法庭。当时,漕河泾镇还是一个古镇,现在那里已经被许多高楼大厦所替代了。”李敏从老一辈那儿听说,原来,漕河泾法庭在抗日战争时还被日本宪兵队当作司令部,解放前是邮政局旧址。“这是一栋老式的、建于二三十年代的石库门房子,楼上还居住着一户人家,他们走路时,木质地板会吱吱嘎嘎作响。”李敏和他的同事们就是在这样一种“亲民”的环境中,办理着各种民商事案件。

  而那个年代最重要的记号,莫过于徐汇法院在庭审方式改革方面实现了刑事诉讼模式从“纠问式”到“控辩式”的重大转变。

  “早期的刑事审判,法官在整个庭审活动中,实行的是又审又问的‘纠问式审判方式’。逐渐地,我们发现这样的审判方式无法保障诉讼程序的公正,也不利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应当确保法官在法庭中处于居中裁判的地位。”1991年进入徐汇法院、现任刑庭庭长的朱以珍说,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徐汇法院在党组领导下,参照国外抗辩式的做法,开始探索审判方式的改革。这一改革模式得到了最高法院的肯定,此后,徐汇法院成为全国第一家审判方式改革的试点单位。

  70后:执行一线20载中的变与不变

  徐汇法院执行局的70后执行法官沈怡明在徐汇法院工作不满10载,在此之前,他在卢湾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工作,后来卢湾与黄浦合并后又归入黄浦区人民法院,所以满打满算,他在执行一线工作已经有20多个年头,也是个“老法师”了。

  沈怡明犹记得,上世纪90年代末,在他刚上班那会儿,也是和老一辈记忆中的一样,是骑着自行车出门办案的。“那时摩托车也是稀罕玩意,警车更是紧张,还需要提前好几天根据排车量来调度安排,所以更多时候我们还是会选择骑着自行车出去调查。”

  所以那时,沈怡明养成了一种工作习惯,上午拿出案卷统一梳理,对路程做个初步计划,然后用一下午的时间由近及远一路兜过去。所幸原卢湾区辖区面积比较小,骑行时间也不会很久,这种办案方式效率倒也不低。

  这两年,让沈怡明感受变化最深的,除了办公条件变得越来越好之外,在执行工作上可借助的力量更多了,执行效果较之过去也更好了。“过去调查被执行人的手段是非常有限的,财产线索也很少,现在借助科技手段大数据,我们得到的线索越来越多,虽然如今案子也多了工作量也增加了,但毕竟对于执行工作而言,这是一种正向的助力。”与此同时,在整个执行环境中,执行工作变得越来越规范,对于老赖的执行威慑力也在提升,执行联动作战的模式也在趋于成熟,用沈怡明的话来说,作为一名执行法官的职业尊荣感越来越高。

  执行工作对于法官来说,蕴含很多风险,有当事人误解、侮辱、谩骂,甚至还会有抵触、恐吓和围殴。但对于此,沈怡明却是最轻描淡写的。“刚入职时二十出头的年纪没有后顾之忧,人到中年有了家庭之后的确也因此曾有过彷徨。”但就是看到了在一件件普通的执行案件背后,原本亲情破裂的父子破镜重圆、走入歧途的瘾君子重拾希望……这一切,让沈怡明体现到自己工作的价值,也坚定了他作为一名执行法官不变的初心。

  80后:初任法官领誓人的“成长记”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努力奋斗!”

  那是2017年12月25日,现任徐汇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杨锋作为上海法院司法体制改革后第一次从法官助理中遴选初任法官的代表,带领全市百余名初任法官身着法袍,面向高悬的国旗庄严宣誓。

  那一年,杨锋36岁。他和记者打趣说,那是他人生的巅峰。这话虽是玩笑,可当右手握拳、高举过肩的那一刻,杨锋内心由衷的激动与自豪却是真的。

  2008年,杨锋研究生毕业后在律所沉浮了两年,可在他内心深处,“学了法律的人总是有一个法官梦”。两年后,他有幸考入徐汇法院,从一名书记员做起,一步一个脚印。2014年7月,恰逢上海率先“破冰”司法体制改革,彼时的杨锋在改革的浪潮下,变身为一名法官助理。蛰伏三年,杨锋终于在2017年底实现了他最初的梦想。

  对杨锋而言,这又是另一个起点。因为入额后的他肩上的责任更重了,对自己的要求也更高了。“我现在已经养成了习惯,每天6点不到就醒了,醒来第一件事情就是缕一遍手头的案子,像我手头目前同步进行着的就有80个案子,每个案子的进程都不一样,我必须明晰进度,知道当天应当做些什么。”更重要的是,在日新月异的时代变化之下,新类型的案件越来越多,杨锋深知,只有时刻保持学习的状态,自己才能对得起胸前的法徽。

  90后:“我是幸运的那一代。”

  2015年10月,位于龙漕路上的徐汇法院新审判大楼正式启用。此前,徐汇法院一直在宜山路188号办公,那块门牌号,记载了徐汇法院近30年的光阴故事。而民事审判庭90后法官助理姚铭潮就和很多老徐法人一样,有幸见证了这新旧更替的一页。

  “2015年上半年,那时我正好在法院实习,所以在老大楼呆了有4个月。”在姚铭潮的感受里,老大楼简洁朴素、极富年代感,像极了老一代的法院人。“新大楼建成后,一切以信息化对标,‘智慧法院’开始提速运行。”姚铭潮说,自己是幸运的那一代,因为从他2016年正式进院伊始,就拥有了比老一代人所拥有的更好的办公条件,和更好的学习机会。

  “这两年,我们法院非常注重以文育人,文化建设的氛围越来越浓厚,像‘法学阶梯教室’就给了我们这样的青年人很多学习的机会。通过法学院教授的进院授课,让我们感觉法院和法学院之间似乎只是一墙之隔。”也就是在这样一种司法理论与司法实践的深度融合中,像姚铭潮这样的90后法院新生代,对于职业生涯有了更深层次的思考。

  时光淘洗,岁月沉淀。在徐汇法院过往67载光阴里,一代又一代的法院人用他们的方式,书写着这幅“司法长卷”,一代又一代的法院人又将手握的法槌和心中的天平传承给了下一代。

  如今的徐法人都知道,在他们工作的审判大院里,栽种着一棵甘棠树,那是“秉公办案、一心为民”的象征,也是用“年轮”守护的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