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迪士尼乐园对我们许多参与者来说，就像是自己的孩子一样。从1990年初提出合作建园的初步意向，到2010年谈判结束正式签约，再到2016年建成开园，前后历经了近26年时间。如今，这个孩子一岁多了，不但成长得很好，还开创了两个全球迪士尼历史上的纪录：开园不到一年游客量达到1000万人次，开园第一个完整财务年度达到收支平衡。

　　时间回到2016年6月16日那天中午，临近12时的时候，乐园大门外已经聚集了不少游客。早上刚下过雨，许多人穿着雨衣，撑着雨伞，翘首以盼。11时40分左右，乐园的大门缓缓打开，演职人员身着漂亮的制服，排着整齐的队伍，用热情的微笑欢迎第一批游客入园。第一位入园的幸运游客受到了明星般的礼遇，所有人都为他鼓掌欢呼，迪士尼的卡通人物跟他拥抱合影……

　　虽然早已经在心里想象过无数次，但当这一刻来临的时候，我的心情还是无比激动，所有的酸甜苦辣涌上心头。26年的艰辛不易，只有一批批参与过项目谈判、投身于项目建设和运营准备的人方能深刻体会。而我本人有幸作为这个项目的参与者和亲历者，见证了上海迪士尼项目落地、建成、运营的过程，这也是我职业生涯中非常有意义的一段经历。

　　中美双方共同植树植入中国的土壤

　　上海迪士尼诞生于一个新时代。这是我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时代，同时又是一个数字技术和互联网体验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而作为这个时代的产物，上海迪士尼又是迪士尼公司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由中方和美方采用充分合作的模式建设的第一个主题乐园。今天，当我回想上海迪士尼的建设过程，我们做对了两件事情，第一是合作，第二是创新，这体现在迪士尼项目的落地、建设和运营的每个阶段。

　　当初，上海迪士尼项目一直带有神秘性，在规划中，甚至用“布宜诺项目”作为项目的代号称呼。这样一个在服务领域由外商大规模投资的项目能最终在中国落地，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天时，就是中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没有改革开放就不可能有这个项目。迪士尼项目的最终落地，显示了中国的自信以及进一步拥抱世界的态度。地利，上海是一个中心城市，并处在中国最发达的长三角地区，除了本地人以外周边还有两三亿人的消费群体，因此迪士尼把上海作为首选地。人和，党中央决策，国家部委指导，上海几届领导不断努力，市领导在第一线直接跟外方谈判，还有谈判组夜以继日地与美方磨合，最终形成六十多个合同文本。

　　迪士尼最终在上海落地，得益于一个“上海模式”。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中方和美方团队在共同植树，把迪士尼这棵大树植入中国的土壤，双方都在努力避免出现水土不服。

　　中美团队之间的合作并不是一帆风顺，双方经历过重重磨合。

　　上海迪士尼是迪士尼公司第一次在海外和实体公司合作（香港的项目并没有成立实体公司和美方打交道）。美方最初的设想是，中方负责按股权比例出钱，具体经营管理不用管，最后等着分红。但中方一开始觉得自己是控股股东，什么都不放心，事无巨细都要过问。

　　我曾问美方总经理：“你们怎么做运营准备？”美方提供了一份详单，没有按照中方的习惯提纲挈领，而是非常琐碎。中方觉得不够清晰，要求美方打开二级、三级目录。美方总经理问：“一共有二十多万条内容，你们是不是都愿意看？”这时我们意识到，如果我们对什么事都有好奇心，会给对方造成困扰，合作将无法进行。于是中方转变思路，只抓住关键环节——工期、成本控制和本地化。美方也愿意配合，对于这三个焦点事项，尽可能满足中方的要求。

　　合作最重要的是建立彼此之间的信任。首先是学会有效沟通。有时分歧未必是因为利益，而是文化背景、思维方式差异。比如，我们语言表达和美方不在一个频道，我们讲原则方向，美国人摸不着头脑；我们表达拒绝太委婉，美方难以理解；我们有时话里有话，美国人更是琢磨不透。于是我们学着用美国人容易接受的方式表达。

　　关于申迪集团在项目中的作用，我就给美方打过一个比方：“申迪是要做好迪士尼的本地向导。驾驶员还是你，但你在一个陌生国家开车，不熟悉路况和交通规则，我来做本地向导，不夺你的驾驶权，而是帮你节省时间，避免绕路。”他们一听就接受了。

　　与拥有近百年历史的迪士尼公司相比，申迪集团只能用年轻来形容，那是“婴儿与巨人之间”的合作。事实上，在整个项目建设中，始终存在一个挑战，那就是怎样把迪士尼标准与本地实践结合起来。要让迪士尼的大树在中国土壤里开花结果，申迪集团不能仅仅是合作方，必须成长为合作伙伴。而合作伙伴就是要提供独特的价值，展现自己的能力。

　　这样的价值首先是通过三份答卷来体现的。第一份答卷是开工一年后的场地移交，由申迪集团负责的场地形成，圆满完成场地污染治理、土壤修复、真空预压等作业工序，在1.6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美方进行了十几万项检测，全部满足技术要求。

　　第二份答卷则是苗木培育，迪士尼乐园内的绿化景观要求做到“一夜成林”，对树冠和胸径的尺寸要求近乎苛刻。申迪的园林开发团队在短时间内摸索出苗木培育新方法，采用特殊的“容器苗”和从专门的工厂里生产出的“种植土”。如今走进迪士尼乐园，很多人都感觉，这座乐园的树木仿佛被森林覆盖的绿色乐园。

　　而第三份答卷更是漂亮。中美双方技术团队经过细致调研和论证，决定在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核心区建设一座冷、热、电和压缩空气四联供的分布式能源中心，该项目为上海迪士尼项目以及周边开发区域提供低碳、环保的优质清洁能源，一次能源利用率可达到80％以上，远高于常规能源的利用效率，年上网发电量约为1.7亿千瓦时，每年可节约标准煤2万吨（相当于每年少砍伐木材4万吨）。这也是迪士尼历史上第一次在主题乐园运营中采用第三方服务模式提供能源，改变了迪士尼的传统做法。

　　那些“偏执”的设计，为孩子们造梦

　　东京迪士尼1980年正式动工，历时三年完工，而上海迪士尼的建造用了五年时间，“慢工”出“细活”。我记得在迪士尼工地现场的一位高级主管曾告诉我，在建筑施工行业干了四十年，上海迪士尼项目是其职业生涯中最为艰难、最具挑战的一个项目。

　　迪士尼项目的建设过程是“迪士尼全球标准与本地最佳实践”相结合的创新实践过程。作为第一个在互联网时代全过程采用数字化技术进行设计、建造、管理的顶级旅游目的地项目，也是迪士尼建园历史上创新性景点比例最高的“神奇王国”，上海的迪士尼度假区，对中外建设者们而言，无疑是一场特殊的“会考”。

　　为了让河汊密布的软土层承受数十吨大型游乐设备的负载，他们经过科学试验，拿出了真空预压解决不规则沉降的技术方案；为了让载人游艇仅靠水动力自如地漂移，他们通过团队协同攻关，浇筑出了表层“如婴儿皮肤般”光滑的水道；为了营造童话世界的风情，他们的鬼斧神工，雕琢出了“以假乱真”的巨石巉崖、丛林树藤……他们和迪士尼的创意大师们一起，合作创造出了最高最大的“迪士尼城堡”、撼人心魄的“沉落宝藏之战”、一骑绝尘的“极速光轮”、坐行万里的“飞跃地平线”。

　　乐园的主题化饰面施工量大且复杂，仅梦幻世界一个片区内涉及迪士尼元素的主题抹灰面积就达到21580平方米，主题喷涂的面积为 50680平方米，还涉及主题化的建筑装饰构件四千多件，复杂度极高，连在迪士尼工作二十多年的艺术家都觉得是非常困难的工作。宝藏湾的装饰施工过程中存在大量的创意艺术喷涂、雕刻、做旧等内容，仅沉船宝藏之战和特技表演场中涉及的艺术喷涂总量就达19000平方米。艰难和挑战，锤炼着建设者们。

　　很少游客会留意到，乐园地面和每个板块的主题匹配：“明日世界”的地面呈现科技感，“宝藏湾”则是岁月风化的土路，还有车轴痕迹。整个乐园的演出布景需要20万件道景支撑，这些细节都在引导游客沉下心，将游客带入故事场景中。

　　为了满足迪士尼游客对水质的特殊要求，迪士尼乐园内的水质要达到可以饮用的标准。中心湖泊不接纳地表径流，湖水需达到14个水质指标，其中对氨氮、硝酸盐氮等的要求在国内景观水体中是首屈一指的。为保证中心湖高质量的水质标准，规划建设了一个现代化的湖水处理中心，采用国内外最先进的工艺对湖水进行循环处理。对于中方施工人员来说，这是第一次遇到如此高标准的挑战。水处理厂项目负责人形容，迪士尼的水处理厂就是“螺蛳壳里做道场”。经过反复更改设计方案，中美双方的工作人员终于解决了困难。

　　有时，迪士尼对创意和质量的痴迷，甚至让习惯了大兵团快速作战的总包公司难以理解。比如每个人进工地前，美方规定要接受不少于半小时的安全教育。工人被要求穿特制的铁皮鞋保障安全，由于工人流动性大，这一项开支很可观。美方对质量把控也很严格，即使工人提供了各种资质证书，也要经过美方培训，现场考核，通过了才能上岗。

　　迪士尼颠覆了国内乐园的建筑观念，迪上尼不只是建筑，还是工程技术和创意的结合。申迪要求总包公司，不要挑战迪士尼对创意、安全和质量的严格标准，但也要求外方加快响应速度，确保工期，有序开展，并行作业。

　　上海迪士尼乐园的奇幻城堡高69米，是全球最高最大的迪士尼城堡。城堡的顶端部分都是迪士尼工厂里预制的，每一个零部件都要通过测量仪测量，以保证钢材的质量达到要求，就连塔尖表面的涂料质感也要按照最高标准来打磨。当时我很好奇：游客站在城堡下面，怎么会看得到69米高的塔尖部分呢？既然看不到，为何还要这么高标准要求？美方建设者表示：不管是顶部还是底部，都是一样的标准，就连城堡背面完全看不见的地方也要做到和看得见的一样。

　　美方的坚持让我十分惊讶，而这样要求高到“偏执”程度的地方，在上海迪士尼乐园还有很多。高标准必然带来巨大的成本，为何要如此不计成本地投入呢？老外的解释是，迪士尼乐园除了为孩子们提供娱乐体验，更重要的是审美功能，要从小培养孩子们审美的眼光，让他们知道什么是好东西。

　　就是这样一个理念，迪士尼用那些“偏执”的设计和高标准践行着一种“全要素的一致性”，即整个乐园从娱乐设备、环境、表演、食物、氛围、服务，都坚持高标准，坚持给游客超出预期、出乎预料的体验。游客进园后，就像看一场完美的演出，享受全过程、沉浸式的愉悦体验，无微不至中又不断制造意外惊喜。高质量、沉浸式的体验贯穿始终，让乐园与游客建立起一种巧妙的情感联系，因此迪士尼游客的回头率非常高。这些理念和实践，其实对我们旅游行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是很有借鉴价值的。

　　中国元素植入原汁原味又别具一格

　　迪士尼在全球是一个老品牌，如今在上海落地，经典元素必不可少，同时又要有时代特征，有与众不同的东西。“原汁原味迪士尼，别具一格中国风”，这句话我们一直在较劲和酝酿，美式传统和地方定制，是乐园的两大注脚。但是，上海迪士尼乐园要有多少中国元素才算最合适？有人期待见到一个讲上海话的米奇，也有人觉得，少即是多。

　　对中国元素怎么表达，中美双方也是一拍即合。华特·迪士尼CEO鲍勃·艾格曾在内部讨论这个项目时提出：“迪士尼到中国后要从零开始规划，不能照搬全球其他迪士尼的模式，尤其是文化表达上不能犯错。”美方确实也尽了很大努力去了解中国市场，学习中国文化，力求自然地呈现中国人喜闻乐见的中国元素，而不是老外眼中的中国元素。

　　今天我们看到，乐园的景观设计上还是以保留迪士尼传统为主，但乐园的很多细节都体现了有创意的中国元素。比如，全球每一个迪士尼乐园的核心位置都有一座城堡，是迪士尼公主们的寝宫，上海奇幻童话城堡的建筑主体仍是欧洲风格的城堡，但这座城堡是全世界最高的一座——为了满足中国人喜欢高耸建筑的心理偏好，在城堡的塔尖上开出牡丹和白玉兰，含蓄地表达了本土特色。

　　在迪士尼小镇的华特·迪士尼大剧院，《狮子王》中文版作为常驻剧目上演，这部剧的改编中增添了不少包袱，“挠中国游客的痒”。除了皮影戏布景和东北方言台词之外，最明显的改动是——丁满和彭彭吸引土狼注意力、掩护辛巴复仇的那段，电影里是跳草裙舞，舞台剧里被“本土化”成唱京剧。

　　乐园里还有一些“隐性”的中国元素，体现了对本土游客习惯偏好的尊重。“奇想花园”是上海迪士尼乐园专门为中国市场创新的板块，适合老年人和小孩休憩，符合中国市场“老龄化”的特殊性。中国游客喜欢一家人“抱团”，于是在每个项目上座前，工作人员都会问游客是几人同行，尽可能把同伴们分配在一起，有时宁可空出几个座位，也不会把一家人打散，和陌生人同坐。人们意识到，美式乐园文化注重家庭团聚的欢乐胜于效率。

　　在运营管理上，乐园票价怎么定，双方一开始的诉求并不太一致。美方很强调迪士尼全球品牌的一致性，认为中国在管理运营上不应该有特殊化，坚持按照市场统一定价。中方指出，虽然按照市场定价，但票价应该听取社会和政府的意见，迪士尼在中国的口碑建立需要一段时间，而口碑也包括亲民的票价。最终，迪士尼照顾本地需求，首次在上海迪士尼乐园里设置了平日票和高峰日票的差异定价，平日票坚持亚洲最低，这就是双方合作产生的结果。

　　烟花秀的故事，璀璨夜空背后的“插曲”

　　在中美双方的沟通过程中，守住底线也很重要。中方向美方提出的底线，一是遵守中国法律，二是中方核心利益不受损害，不仅仅是商业利益，还有文化、经济、社会效益。上海迪士尼的烟花秀就是一个考验。

　　迪士尼乐园的烟花秀向来是最受游客欢迎的项目，在全球游客满意度调查中，排第一的就是烟花秀。而在上海乐园的璀璨烟花秀背后，也有一段有意思的插曲。

　　原本上海乐园烟花秀的环评是参照香港迪士尼的城堡方案做的。但是上海的奇幻童话城堡是全球迪士尼最高最大的城堡，参照香港迪士尼城堡的烟花方案，经过试验，烟花只到城堡腰部，就被城堡挡住了，效果不尽如人意。而在69米以上天空燃放，效果就非常好，高大的城堡掩映在璀璨的烟火中，格外漂亮。

　　正当大家沉浸在喜悦之中，一项监测数据却给大家泼了一盆冷水。监测结果显示，按照69米的燃放方案，尽管空气污染指标达到环保要求，但高空礼花噪音超过标准，会影响周围上千户居民。当时上海市领导明确表示，上海对环境质量和老百姓的利益十分重视，底线不能破。

　　一边是迪士尼经典项目的演出效果，一边是环保的刚性要求，要想两全其美，只能另辟蹊径。

　　在反复权衡后，作为中方伙伴的申迪集团提出一项建议：能不能将烟花减量，同时增加其他的表现形式，比如激光、水幕、投影，在上海迪士尼做出一台特别的主题秀？

　　最后双方参考了奥兰多和巴黎的多媒体主题秀，将上海乐园的烟火量减少，做出一台特别的多媒体烟花主题秀，环评全部达标。这一方案大胆创新，史无前例，但也有现实基础，那就是上海迪士尼乐园城堡够大够高，完全能展现多媒体的声光电效果。

　　2013年，新的城堡烟花秀方案逐渐形成。2016年5月试运营期间，烟花秀首次完整试放，当璀璨的烟花在夜空中绽放，我在现场难掩心中的激动。我听到身边的游客都在说，这场表演太震撼了。而最让我欣慰的是，烟花秀所有环保指标都符合要求，我们真正做到了“鱼”与“熊掌”兼得。

　　亲历者简介

    范希平，1955年生。时任上海申迪（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上海国际主题乐园有限公司董事长。历任共青团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青联副主席，静安区委常委、副区长，市信息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市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党组书记、副主任，市信息办党委书记、主任，市信息委主任、党组书记，市政府副秘书长，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联合党委书记。

　　（本文节选自《口述浦东新区改革开放（1978-2018），中共上海市浦东新区委员会党史办公室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原载《上海改革开放 40 年——那些年，我们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