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张江高科技园区，必然要说到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那是首家进驻张江高科技园区的跨国制药公司。它的入驻不仅对张江意义重大，对上海的医药产业发展一样意义重大。我当时是上海三维制药有限公司总经理，从1987年就开始跟罗氏接触，在工作上与罗氏集团建立了较好的联系，十分幸运地参与和推动了上海罗氏制药落户张江的全过程，并作为中方代表当选为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董事长，一直到2008年退休。这头尾22年中，前面7年，我参与谈判并筹建了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这个企业。后面15年，我做上海罗氏制药的三任董事长，5年一届，见证了罗氏制药促进上海生物制药产业发展，与浦东开发开放共发展的过程。

　　缘起三维制药与罗氏集团的合作

　　讲起罗氏集团到张江投资，必须从三维制药有限公司说起。三维制药有限公司的前身是建于1958年的上海第二制药厂，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上海的第一个国营制药厂，1993年改制为三维制药有限公司。

　　1982年，上海第二制药厂开始对Vc的合成工艺进行研究，很快维生素C成为厂里的主要产品之一。从世界范围看，当时大规模生产维生素C的龙头企业是罗氏集团。罗氏集团是一个有着100多年历史的家族公司，最早是从生产碘剂起家，治愈了很多甲状腺病患者。1930年左右，罗氏首先在全世界大规模生产维生素C，从此全世界的坏血病基本上得到控制。之后罗氏又生产各种各样的维生素产品，逐渐成为全世界生产维生素的一个大企业。同时，它开始朝生物医药方向转变。

　　总的来说，维生素C都是用发酵的方法制作的，以葡萄糖为原料，用一些菌种来产生化学反应，再把有用的成分分离出来。但比较我们两家企业的生产工艺，还是有所不同的。我们用的是两步发酵法，就是细菌先发酵一次，然后放到更大的发酵罐里再大规模的发酵。这个工艺比罗氏用了50年的工艺成本更低。于是，他们想要购买我们的技术。1987年的时候，我正好担任上海第二制药厂厂长，在改革开放的格局下，国家在扩大产品出口的同时，也想到技术出口。不过当时也找不到什么更好的项目出口。当发现我们这个两步发酵法竟然能够超过有50年制作历史的世界维生素C制造大王罗氏集团的制作工艺，就决定与罗氏集团合作出口这项技术。最后是国家总理亲自批示同意的，被称作是当时中国第一个最大的软技术出口项目，约550万美元。

　　技术卖给罗氏集团后，罗氏集团要到我们厂进行现场考察、验收，看它是不是达到了我们对外公布的技术水平。当时，罗氏派了一帮专家在我们厂里呆了1个月，跟我们的工人、技术人员天天在一起，看我们全过程是怎么弄的。最后他们认为这套技术跟合同上是一样的，就完成验证回去了。通过技术转让，大家逐步开始熟悉认识。

　　技术转让工作完成后，我们上海得到中央的表扬肯定。我们也在技术转让过程中，开始思考双方进一步开展合作问题。我们考虑，罗氏集团的好多产品和我们第二制药厂是类似的，但我们在技术管理水平上明显比罗氏落后，那有没有可能请他们来帮我们改进下技术管理水平呢？经过研究，我们向罗氏集团发出了希望他们派一个专家团队，对我们药厂的工艺技术做一个全面诊断评估的邀请。罗氏集团倒也欣然接受，派了2位专家在我们厂里蹲点2个月，对我们的安全、技术、环境，包括职工的劳动保护等方面做了一个全面评估，并为我们提出改进建议。两个月的时间，他们真的是认真建议，我们也是认真接受，我们相互之间的信任得到建立和加强。

　　到1988年的时候，因为双方建立了比较好的信任关系，就开始考虑是不是在上海建立一个合资公司的问题。当时合资公司的地址考虑选择开发环境已经相对比较成熟的闵行开发区，办公用地的定金都付了。然后我们双方就围绕这个企业到底生产什么产品，怎么生产，等问题进行研究讨论。不过受大环境的影响，合资办企业的项目到1989年戛然而止。但罗氏方面觉得我们上海人还是蛮有人情味的，双方之间反而加深了相互信任。

　　助力张江力推上海罗氏制药落户

　　1990年国家宣布开发开放浦东，从气氛和舆论上，大家感觉又看到了大的希望。1992年7月，上海宣布成立张江高科技开发区，意欲把张江高科技园区打造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级高科技产业园区。这需要把世界著名高科技企业吸引到张江，产生示范集聚效应。我记得，上海市副市长赵启正同志曾两次找我谈罗氏的问题。第一次好像是在我们和一家美国企业的合作项目签约会上，他特地把我叫到领导休息室跟我讲：你过去跟罗氏有过合资谈判，甚至准备在闵行落地，你是不是再想想办法，把他们再找回来落地张江。张江如果有罗氏集团这么一个合资企业的话，可能会带动整个张江高科技开发区的迅速发展。第二次是在1994年5月上海罗氏这个项目正式签约奠基晚宴前，他又找我说：美国有硅谷，上海的张江能不能建成一个药谷？ 我在今天的致辞当中，能不能向外宣布把上海张江建成一个中国药谷、世界药谷。他很谦虚，征求我的意见。我回答说：罗氏今天签约了、奠基了，这是一个领头羊企业，我估计它一旦进来，会有好多中小甚至大的国际制药企业也会跟进来。如果各方面一起合力的话，这个愿望有可能会实现。他听后说了声：好，就这样。然后，他就在当天的致辞中宣布张江要建成一个药谷。“张江药谷”这个概念就这样由赵启正副市长在1994年上海罗氏奠基签约那一天正式提出。

　　也是在这段时间，徐匡迪同志也有一次专门对我说：你要把罗氏叫回来，它对我们上海的医药发展会起很好的带头作用，我们上海浦东张江就可能更有希望了。

　　带着市领导的这些想法，我想了想，还是要继续做罗氏高层的工作。那个时候，罗氏集团有把合资企业放到广东珠海的想法。我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着急，一旦这个项目真给了珠海，对上海生物医药今后的发展肯定会带来一些不利影响。于是，在张江开发区宣布成立前后，我就动员罗氏集团的第二把手，他们的副董事长、副总裁专门到上海来看一看，听一听，上海改革开放到底是什么一个构想。这位罗氏集团副总裁人很好，应我邀请还就来了。我带他访问了浦东，访问了张江，带他到现在罗氏制药所在地的现场。当时那里还是一片农田，什么都没有的。在现场，他很是惊讶，连说了几个“nothing”，反复讲这个地方“all countryside”，最后又向我连续发出几个“why”，问我为什么带他到这里。不过，罗氏集团这位二把手人知道我是一心一意想把这件事情办成，了解到我们上海的领导也是真心实意想让罗氏来，就对我说：这样，我一个人是说服不了董事会的，但我可以帮你做一件事，安排一次罗氏集团的董事会会议，你去做一个演讲，介绍上海改革开放的设想，介绍浦东张江的一些规划，你自己来说服他们。

　　我知道这个已经很不容易了，于是两三个月后，也就是1992年年底，我如约参加了他们罗氏集团的一次特别董事会。为了准备演讲，我去市外资委拿了好多资料、图片，当时张江高科吴承璘总经理和其他部门的同志都很支持我，给了我不少资料。我就用这些资料做了一个PPT，花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向罗氏董事会介绍了上海改革开放和浦东张江。现在想想，我感觉当时我就像画了一个饼给罗氏集团，就看看罗氏他们饥饿到什么程度。最后效果很好，打动了他们。我回来的两三个月以后，也就是1993年年初，他们给了我一个明确的信息，那就是他们最高管理层决策合资企业还是放在上海张江，后来被实践证明是“具有世界性的战略目光”。

　　从1993年年初开始，我们和罗氏就合资办企业项目在原来1980年代商谈的基础上开始进行深入的谈判，讨论合资企业各种各样的细节。1994年1月7日，罗氏集团与上海三维制药公司草签合资成立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合约；当年4月，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举行合资厂奠基典礼。瑞士联邦主席，全国人大副主任，上海市副市长蒋以任，副市长赵启正、浦东管委会副主任、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公司总经理吴承璘，罗氏公司副主席伦堡加博士出席了奠基典礼。伦堡加博士在典礼上满怀信心地说“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必将成为中国最优秀的制药企业之一”。

　　在这期间，上海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对这个产业、这个企业的大力支持也是前所未有的，这与当时浦东开发开放的大环境大背景是分不开的。刚才说过，罗氏曾打算把合资企业放在珠海，为什么后来再回来，我认为很大原因就在他们感觉到上海要开始更大规模的改革开放了，触动了他们、吸引了他们，这个是很重要的。举个例子，根据协议，合资公司中方占股30%，要出资3000万人民币。当时我在的上海第二制药厂是一个国有企业，每年的利润都要上交，没有自由资金的，因此也就没有对外投资能力。当时刚刚改革开放，银行也是不给企业贷款搞投资的。我拿不出3000万，怎么签合同呢？当时，浦东发展银行浦东分行的一个副行长，年纪很轻，很支持我们的工作，冒着下岗的风险，把这3000万作为流动资金贷给我。整个过程，我跟他没吃过一顿饭。再举个例子，当时这个项目在张江需占地120亩，镇政府是以每亩30万人民币的价格卖给我们的，在当时来说也是很低的价格。还有“七通一平”，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公司什么时候保证做到，到时候就做到，外方也很感动，说你们中国改革开放讲到做到。还有，现在上海罗氏的大门是开在龙东路主干道上面的。当时的城建规划中，龙东路是不给企业开大门的，因为它是条高速路。罗氏坚持说，我这么大的企业，门开在后面的小路上不像话，一定要开在前面。市里方方面面出来协调，最后破例让罗氏的大门开在现在的龙东路上。总之，市外资委、市经委、浦东新区政府、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公司、张江管委会，都是随叫随到，帮助企业解决问题，这坚定了罗氏后来不断投资、不断发展的信心。这也为上海投资环境带来了些很好的正面影响。

　　一个标杆性企业带来张江药谷满园春

　　在我看来，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落户张江，真的非常具有标杆意义。在外国同行看，罗氏集团把这么一个合资企业放在中国、放在上海，说明它对中国、对上海有信心，看好中国市场。很快，一批大的国际制药企业陆陆续续进到张江，比如日本的麒麟制药、三共制药、搞汉方药的津村制药；美国的通用制药、德国的勃林格殷格翰制药、英国的葛兰素史克疫苗公司。同时，国内国外的一批制药中小企业也都陆续到张江去选地方落脚。

　　早在建厂之初，罗氏集团的最高层就承诺，在上海建立合资公司，要长远的稳定的发展。二十多年来，罗氏集团践行这个承诺，持续不断地在张江推进一系列发展战略布局，持续发挥了领头羊的作用。比如，经过十年初建，罗氏集团在上海罗氏制药进入健康稳步发展阶段后，2003年在张江成立罗氏研发（中国）有限公司，是罗氏首个位于发展中国家的研发中心；2007年罗氏药品开发中国中心成立，使罗氏成为首家在中国建立研、发、产、销完整医药价值产业链的跨国药企；2015年，罗氏又增资9亿人民币建设上海罗氏创新中心，这是继罗氏总部瑞士巴塞尔、美国旧金山之后的全球第三大战略中心。由于罗氏带头，后面美国辉瑞中国研发中心、礼来中国研发中心，英国葛兰素使克中国研发中心也都纷纷进入张江。张江药谷研发氛围浓厚，逐步发展起微创、凯利泰、泽生、艾力斯等一批高等级的新药研发创新创业企业。

　　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的标杆性，还在于它对中国医药行业发展，特别是生物医药行业发展的促进上。上海罗氏这个项目产品结构很好，技术含量比较高。当时我们谈判的时候大家就有共识，“把你罗氏最好的最新的药，拿到合资企业来生产”，这个是我们的要求，也是他们的承诺。因为一开始就承诺最高的技术、最好的产品、最新的产品拿进来，所以罗氏现在所有的产品都是中国市场上的热销产品。比如单克隆抗体一类的生物药——治淋巴癌的美罗华、治乳腺癌的赫赛汀，以及把肿瘤实体周围的细胞供血阻断的安维汀，等等。都能比较明显的延长癌症患者生存期。比如抗排异的药物——骁悉，罗氏进入中国以前，我们不大敢搞器官移植，因为器官移植以后排异问题解决不了。自从上海罗氏建成以后，生产了抗排异药——骁悉，中国的器官移植很快就发展起来了。在产品结构方面，罗氏还带来了“基因治疗”理念，就是通过诊断试剂，在血液中找到一种针对性的基因靶点，然后治愈疾病。这样的话，除了最新的药之外，罗氏还把基因治疗、诊断试剂相结合的治疗方法带进中国。此外，罗氏在上海生产的17个药品里面，有5个生物药已进入国家医药保健目录，使得我们中国用到最新药的时间，跟发达国家基本处于同步状态。

　　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落户后，还给我们国内制药企业带了的一个重大影响是，他们高标准质量控制的技术和装备，对我们提升中国制药企业的质量管理水平形成了促进。举个例子，当年，罗氏在张江造了一个高致敏车间，生产致敏药物。它的生产现场没有一点点小的泄露。1000多平方米的厂房，是完全排除了有害气体的清洁环境。这种新技术，大大提高了我们药厂车间工人的劳动保护条件。再比如，药厂有个世界通用的药品质量管理规范，叫GMP，罗氏就带进来一个怎么执行这条标准的方法。江苏泰州的扬子江药业从当地一个集体小企业发展成几百亿销售额的中国最大民营药厂，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它学习了罗氏这套质量管理系统。

　　罗氏在上海能够落地发展，一方面是罗氏本身的技术、合作诚意；另外一方面，就是上海改革开放的这种氛围环境，各方面的通力合作支持。我们合资的投资比例是3:7，中方是“3”，他们是“7”，一直到现在从来没变过。虽然中方只是“3”，但是根据合同规定中方派董事长，我当了前三届的董事长，上海罗氏董事会上大的事情上我还是很有发言权的。现在的董事长是上药集团的总裁，就这么一直延续，他们也都能够接受，总之，中外双方合作非常融洽，相互非常尊重。罗氏制药企业建成以后，实实在在为上海带来了一系列理念、产品、技术、管理、质量控制等方面的新变化。应该说，它对上海生物制药企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亲历者简介

    黄彦正，1946年生。曾任上海第二制药厂厂长。1993年起任上海三维制药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1994年5月至2008年6月，任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董事长。1996年10月至2008年1月，先后任上海医药（集团）总公司副总裁，上海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裁。

　　（本文节选自《奇迹：浦东早期开发亲历者说》，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